为代表的旧有建筑及设施被拆除,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且正确的决定。”

一直看到此处,梁思诚都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精彩之处,可是接下来,这篇文章的笔锋再次一转,一股犀利的笔锋跃然纸上。

就见文章之中写道:“这种观点有它的正确性,但是否就一定完全正确,完全合理呢?以本文作者的观点来看，至少考虑得不够全面,或者直观一点说，目光仅受限于当下,有些过于短浅。”

“先说实际情况,城市建设发展之中的矛盾是客观矛盾，我们应当正视这个问题,以北京城为例,现下常住人口为248万人(1952年数据)，城市面积707平方公里,人口密度为3915人每平方公里,以现有的居住情况来看，人口密度并不算高，但也不低。”

“而且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,城市外来及新增人口的增长，北京现有居住条件将很快达到城市承载力的上限,这将成为基本的事实，因此为改善人民的交通及居住环境等问题,城市的新建或者改扩建确实势在必行。”

“不过,这种决策,应当充分考虑城市发展矛盾与传统建筑文化传承、保护的均衡问题,而不是单纯的一拆了事。”

“—些同志,只从政治政策角度来考虑,而没有从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角度来认真的思考，他们甚至认为这些传统建筑是封建糟粕,是封建时代束缚人民的象征,应当进行拆除，而没有客观的认识到,这些建筑对于一个民族建筑文化传承的重要性，这是一种很片面的认知。”

“当然一个基本的事实是，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，北京现有的城区面积,将永远不足,现在是707平方公里,将来会增长到1707平方公里,甚两千、三千平方公里。”

“这种推测并不是一种假设，而是基于北京历年人口出生率以及外来人口的基本情况进行的测算。1949年时北京人口约165万，人均居住面积475平方公尺,私房92万间,有33万户人租住私人住宅。至1952年,人口增长到了248万。”

“1949年北京出生人口为36714人;1950年为72712人;按照人口流入的出生率作初步测算,预计至1960年左右,年新增出生人口大约为12至20万;加上流入人口，预计60年初北京人口将会突破七百万,707平方公里的城市,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将突破1万人,城市扩张及建筑革新已成必然趋势。”

“基于上述的基本数据,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，即:将现有的城墙及城市里阻碍交通的一些门楼如箭楼、永定门全部拆掉,也并不能解决城市房产和人均居住面积供需不足的问题,更合理的解决办法是,进行城市的重新规划。”

“在这个规划之中,现有城区是该改扩建,还是该拆除,这个问题也应当认真的进行研究,本文作者认为，一个城市不能没有历史，特别是一些地标性的建筑,不应当进行拆除，而是予以保护,如果一定要拆除,也应当在附近择地重建,或者更改交通路线避开重要建筑。”

“城市在新的规划之上,也应当以适当开发老城区,重点建设新城区为基本思路,最好的方式是老城区与新城区分开建立，现代与传统并行发展,但考虑到国家建立新城区确有经济困难的情况,适当的改扩建或新建是合适的,但不应该采用‘偏激或片面性&039;的做法。”

“—个失去了历史传承的城市,将是一场文化灾难,特别是首都这样的全国文化中心,城市的发展更应当考虑传承文化的重要性,而不是以一句&039;糟粕′以蔽之,这是对自身民族文化认同的否定，也是文化自卑的一种重要表现。”

方叶在文章中用了四五百字，认真的分析了这种‘文化自卑&039;的由来,他其后在文章中毫不留情的说道:“全中国的文化界、思想界、知识界、文艺界,自1840年以后,基本都跪在了地上,养成了‘以洋为尊‘的本能反应,也即通过否定自身文化、思想、艺术,迎合西方所谓的‘先进文化、思想、艺术&039;来追求一种‘先进。≈ot;”≈ot;“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高级知识分子阶层，普遍将西方近代以来的技术先进,认定是其文化、思想、哲学先进，将西方海盗文明&039;世界的思想与哲学,认定为‘先进思想与哲学&039;，将反对者认定为&039;文化保守派&039;，将技术先进认定为文明先进,这是一种片面甚至是错误的认知。”

“我国的文化从来都是开放且包容的,西方先进的方面我们当然要学习，但这不是跪下来膜拜,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,而最近百年,特别是民国以来,我们的文化阶层基本都是跪着的状态。他们不仅跪得很自然,很清新,而且还很虔诚。”

“他们不敢挑战西方近代创造的所谓&039;哲学与思想&039;，认为那些就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真理,他们将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文化、思想、哲学等的全面落后。”

“全国知识分子、文化大师、哲学大家一大堆,却无一人真正